1985年四月全会后，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自己上台后的第一项重大政策——反酗酒。5月7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合出台了《关于克服酗酒现象处理办法的决定》威力财，拉开了让后世啼笑皆非的反酗酒运动序幕。此后，戈尔巴乔夫在民间赢得了“矿泉水总书记”的绰号。
苏联国土纬度高，寒冷季节长，人民有喝烈酒御寒的传统，酗酒现象层出不穷。早在帝俄末期的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沙皇政府就颁布过《禁酒法令》。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废除了沙皇政府的绝大部分政策法令，唯独保留了《禁酒法令》。
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掌权，酒类产销限制有所放松。尤其是卫国战争期间，《禁酒法令》名存实亡。1958年，赫鲁晓夫下令提高酒价，限制供应，遭到普遍抵制而失败。20世纪八十年代初，连一向凑合过的勃列日涅夫都对酗酒现象看不下去了，下令成立了以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佩尔谢为首的反酗酒委员会，打击酗酒现象。结果嘛，外甥打灯笼——照旧。
安德罗波夫上台后，曾在1983年初发起过由内务部负责的针对生产一线酗酒现象的严打运动，该运动由于群众不满执法方式简单粗暴而草草收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命令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索洛缅采夫继续主持反酗酒委员会，并由第二书记利加乔夫统筹领导反酗酒运动的各项工作。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苏共全党要尽快统一思想，制定并实施果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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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号召引来了意外的反对声，声音来自一贯坚定支持戈尔巴乔夫的雷日科夫同志。早在1979年在苏联国家计委工作期间，雷日科夫就参与规划苏联全局性的经济工作，对反酗酒运动可能造成的经济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搞“一刀切”，想当然地以大规模削减酒精饮品生产来改变俄罗斯人数百年来的饮酒习惯，必将带来灾难性影响。
雷日科夫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沙皇政府、列宁、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乃至戈尔巴乔夫的恩师安德罗波夫都没能做成的事，会是那么容易办成的事吗？
反酗酒运动的决策过程是仓促的。在四月全会结束到5月7日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政治局就决定了有关方针，并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名义联合发文。5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反酗酒的相关法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反酗酒运动就以法律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
反酗酒运动开始后，苏联政府对酒类制造业全面限产，从原料种植到酒品生产乃至酒水进口，通通采取强硬削减措施，不仅要压缩甚至消灭伏特加等烈酒生产，还要关闭葡萄酒和啤酒生产企业。按照限产计划，每年减少生产甜酒3亿升，葡萄酒2亿升，并从1988年开始全面停止水果酒生产。凡是与葡萄酒生产挂钩的葡萄园一律纳入逐年削减计划。
据统计威力财，1985年至1988年，苏联葡萄种植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葡萄酒厂和啤酒厂一样，分批次、分阶段，一律“关停并转”。在外贸部，由于苏联无力生产而进口的啤酒生产设备不计外汇花费，一律就地封存，不再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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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1985年下半年，苏联酒类销售网点数量就减少了55%，从23.8万家降至年底的10.8万家。急剧减少的背后，显示着行政命令经济的荒谬之处。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出了这种大干快上、好大喜功的政策，地方上立即跟风做出了更加荒谬的决定。
在俄联邦、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和中亚的一些加盟国，部分州和边疆区的领导人别出心裁，想出了所谓“禁酒区”的措施，在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域内选定一个或几个“禁酒区”，完全禁止酒类销售。也就是说，“禁酒区”的老百姓如果想买酒招待客人，只能去隔壁区、隔壁市甚至是隔壁州去买。
从道德和健康的角度来说，反酗酒运动有其推行的必要性。据戈尔巴乔夫回忆，“全国登记在册的酗酒者即有500万之多。根据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统计资料，酗酒给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损失高达800～1000亿卢布。按包括婴儿在内的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年要喝掉纯酒精10.6公升！（1941年俄罗斯实行《禁酒法令》时是1.8公升，伟大卫国战争后是2公升。）寿命不断缩短，在世的和未来的几代人健康遭受损害。”
利加乔夫回忆道：“在80年代初，中央和政府、报纸杂志的编辑部收到了大量的来信，主要是妻子和母亲写来的，妇女们在信中悲痛万分地咒骂使她们的儿子和丈夫丧失了生命并摧残了儿童的酗酒现象。当时，酒的消费量达到每人每年9公升，在某些地区还要多……许多科学家也敲起警钟，警告民族基因储备退化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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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极力反对以行政手段推行禁酒政策的雷日科夫，也认为有反酗酒的必要。他回忆道：“全国简直在狂饮豪啜。人们到处在喝。班前喝，班后喝，上班也喝；在州委里喝，在区委里也喝；工地上喝，车间里也喝；办公室喝，回家也喝。无处不喝……到1985年，我国居民人均饮酒量已远远超过允许的限度。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如果一个国家的年人均酒精饮料消费超过8升，这个国家的情况就很不妙了。”
反酗酒运动一直持续到1988年9月才宣告结束。反酗酒运动被终结的原因一点也不复杂。在推行禁酒政策的过程中，苏联人民和苏联经济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首先，禁酒政策伤害了苏联人民的身体健康。这话听上去不合常理，戒酒本应有益于身体健康，又怎会伤害健康？
且看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回忆，“党中央收到了成千上万的抗议信。以前写信坚决要求采取禁酒行动以挽救崩溃的家庭和丈夫儿女的妇女，如今又来信要求增加伏特加的销售，因为她们的丈夫又转而喝科隆香水，吃牙膏甚至鞋油。”
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承认：“随后店铺里的各种廉价花露水也不见了，都用来代替了酒精。而五花八门的'替代品’的滥用又导致了患病率的上升。”
雷日科夫回忆道：“强制性降低酒类的需求导致了麻醉品泛滥和吸毒现象的剧增……排起的长队冲击着少数几家酒店，见不到一瓶便宜的花露水，各种化学试剂和酒精药品也都被抢购一空。”
其次，禁酒政策伤害了苏联经济计划和市场秩序。苏联官方不顾民间现实需求，强制大规模削减酒类生产和销售，再次印证了短缺经济必将带来黑市猖獗的规律。
反酗酒运动开始后，私人酿酒遍布苏联各地。仅在1987年，就有超过50万人因私自酿酒而被政府处罚。私人酿酒的兴盛导致市场供应出现新的混乱。
自1986年下半年起，用于私人酿酒的食糖、糖果点心、果汁、西红柿酱及其他食品销售量急剧增长。其中，1987年的食糖消费量比1985年翻了六倍。可以挪作他用的酒精制品及其他日用制剂（花露水、牙膏、胶水、鞋油）的购买量也大幅攀升。苏联政府不得不一再增加生产计划和进口计划，以满足相关商品暴涨的需求。到了1988年，苏联经济陷入困难，食糖等日用品不得不凭票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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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禁酒政策伤害了苏联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酒业生产萎缩导致苏联在1985年至1988年减少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据统计，1986年至1988年三年酒税合计下降200亿卢布。
在此之前，苏联往年酒类销售每年可取得约600亿卢布的利润。1985年后，历年实际利润大幅下降，1986年是380亿卢布，1987年是350亿卢布，1988年因停止禁酒政策才勉强超过400亿。也就是说，苏联经济三年损失近670亿卢布。
670亿卢布是个什么概念？曾经有人统计过威力财，由于美国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的拉低石油价格政策，苏联经济在1986年至1991年损失了400亿至600亿卢布。由此观之，和世人常说的苏联解体原因之一的油价下跌比起来，反酗酒运动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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